黨建工作
怎樣區(qū)別定性為親友非法牟利行為村干部未經民主程序決定重大事項怎樣定性
網友“秋陽”問：村干部未經民主程序決定重大事項怎樣定性？
答：監(jiān)督執(zhí)紀工作中，存在村干部未經民主程序決定村級重大事項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往往兼具違反組織紀律、違反工作紀律、違反國家法律法規(guī)的特征要素，給精準定性處理帶來一定困擾。筆者在實踐中遇到多起案例，其中有這樣一起。王某系中共黨員、北京市某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2018年12月，該村未召開村“兩委”會議及村民代表會議，王某私自決定與村民李某簽訂《土地租賃合同》，合同約定將村集體106畝土地以市場價出租給李某使用。對于王某私自決定村級土地租賃事項該如何精準定性存在不同認識。
有觀點認為，王某的行為應定性為違反國家法律法規(guī)。王某私自決定土地出租事宜，未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屬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行為，應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八條定性處理。也有觀點認為，王某的行為應定性為違反組織紀律。王某將村集體土地出租，未召開村“兩委”會議，違反了議事規(guī)則，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應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七十條第（二）項，“違反議事規(guī)則，個人或者少數人決定重大問題”，定性處理。還有觀點認為，王某的行為應定性為違反工作紀律。王某在處理村級事務工作中，未按規(guī)定程序私自決定土地出租，屬于不正確履行職責，應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三條，“在黨的紀律檢查、組織、宣傳、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以及機關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造成損失或者不良影響”，定性處理。
實際上，對于村級重要事項民主議定民主決策程序的相關規(guī)定已經很完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相關規(guī)定，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宅基地使用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在農村普遍實行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及市、區(qū)兩級的有關規(guī)定，按照農村工作實際，本案涉及村集體土地承租事宜為村級重要事項，按照該村所在區(qū)文件規(guī)定，村級重要事項的決策程序為：（一）需要做出決策的村級重要事項，需由相關的村級組織向村黨支部提出；（二）所提議題經村黨支部討論通過后，由黨支部書記向村級組織聯席會議提出并付諸討論；（三）村級組織聯席會議經討論形成決議后，需首先在黨員大會上通報并征求意見，再由村級組織聯席會議向決策機構提交書面材料，并向決策機構做出詳盡說明；（四）向村民會議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提交的議題，經到會三分之二以上人員討論通過后，即做出正式決議。正式決議做出后，要在村務公開欄做出公示。
筆者認為，關于本案如何定性需要考慮以下三方面問題：
第一，從構成要件考慮，本案中王某私自決定土地出租事宜，從行為看，對于村級重要事項民主議定民主決策未召開村“兩委”會議、未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從結果看，以市場價出租給李某使用。首先，王某未召開村民代表會議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關規(guī)定，損害了集體經濟組織依法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和村民民主決策權，符合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八條“有其他違法行為，損害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構成要件。其次，按照工作要求，村集體土地出租事宜需要召開村“兩委”會議，是屬于應由集體討論的事項，王某私自決定將村集體土地出租，違反了議事規(guī)則，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符合黨紀處分條例第七十條第（二）項“違反議事規(guī)則，個人或者少數人決定重大問題”的構成要件。再次，王某私自決定土地出租并以市場價簽訂合同，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在黨的紀律檢查、組織、宣傳、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以及機關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造成損失或者不良影響的，應給予黨紀處分，而王某是以市場價簽訂合同并未造成經濟損失，不符合該條的構成要件。綜上，王某的行為符合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七十條第（二）項的構成要件，以違反組織紀律、違反國家法律法規(guī)定性均有合理性。
第二，從行為本質考慮，王某的行為觸犯了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七十條第（二）項，在量紀上處分相當。如果觸犯的數個條款處分相當，則應按照最能體現其行為本質的條款定性處理。本案中，對王某的行為定性為違反國家法律法規(guī)，不能突出本案的關鍵特征。本案是典型的村基層黨組織“一把手”違反議事規(guī)則，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行為。從行為本質來講，適用第七十條第（二）項更為適宜。
第三，從辦案效果考慮，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案中王某的行為是典型的農村基層黨組織“一把手”只講集中不講民主，重大問題不經討論就拍板的行為。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根植農村、治理農村、建設農村的組織基礎，在基層治理中起著重要作用，農村基層黨組織落實民主集中制，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提高基層治理水平。本案中，對王某的行為以違反組織紀律定性，更能起到良好的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
因此，根據黨規(guī)黨紀和相關法律法規(guī)，結合農村工作實際，對王某的行為定性為違反組織紀律更為適宜。